国学商道:曾国藩的领导艺术

2021-03-05 来源:国学总裁培训课程 阅读:117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一个人的盖棺论定,其反差如此之大,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探索兴趣。那么,就让我们一道推开锈迹斑斑的历史铁门,走进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时空隧道吧!


  梁启超对世人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但是,近世国人中也有斥曾文正为元凶、伪君子、汉之不肖子孙的,到后来,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又似乎成了判定的铁案。


  一、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6岁时入塾读书,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后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界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清代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当时之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二、曾国藩其事


  1、为官不能凭一己之好恶。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者,一定要根据情理处理事情,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处理事情,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他是遵循这一原则的。金陵,乃六朝金粉之都,不仅是旅游的胜地,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人瞩目。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比较保守,对秦淮河的画舫尤其看不顺眼,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征求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意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谨慎保守的曾国藩是主张严禁的,谁知曾国藩却说:“叛乱初平,国家处在太平之时,游船画舫不应该再禁了。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游乐场所,重建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整个金陵出现了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曾国藩是一个封建官吏,但能与时俱进,从大局出发看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真正强调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体现了一个官员应有的素质,也与现在提倡的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思路是一致的。


  2、时时牢记“谨慎”二字。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多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不断总结,终成大器。战场上需要谨慎,官场上更需要谨慎。曾国藩对“慎”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说:“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人生因谨慎而安然,为官因谨慎而少祸。综观曾国藩的一生,在其行为处世的各个方面都有谨慎的影子,为人谨慎可以说是他性格特点方面的概括。“慎”的特点给曾国藩带来了官运,也给他带来了好名声。他的这一为人处世的原则,对我们今人也很有启发。为官者,处处要小心谨慎,否则会阻碍前进的脚步。做到谨慎,并不是干什么事都裹足不前,而在于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一身正气,把准行为取向,多些防微杜渐,切勿得意忘形。


  3、祸从口出,言多必失。30岁以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的优点是他能够反醒、检点自身,多言的毛病最终改掉了。他后来说:“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在曾国藩写给两位弟弟的信中,他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教训古往今来可谓屡见不鲜,如今更加信奉“沉默是金”,这虽然有时有逃脱责任、装傻充愣之嫌,但确是此行中为人处事之真谛,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要经常保守秘密的职业中,对谨言慎行的要求就更严了。如果像曾国藩早年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恐怕轻则一事无成,重则饭碗丢矣。多言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将自己知道的或想要说的事情都说出来,结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破坏了本可维持的人际关系。再者,多言的人,在对问题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前,已经开口说话,思维的不严密必然导致陈述中的错误,小则被人反驳,重则闯下大祸。


  4、慎独可戒虚妄。王闿运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在于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为人慷概激昂,向以霸才自居。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他看中了曾国藩。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劝曾“彼可取而代之”。但曾国藩不为所动,以食指蘸杯茶汁,在几上写了个“妄”字。后王闿运看到曾国藩写的一副对子:“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王闿运感慨道:“涤丈襟怀,今日之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并自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他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曾国藩之所以能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慎独”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指的是人们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慎独”作为自我修身方法,不仅在古代的道德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对为官从政之人,能做到“慎独”者,善莫大焉。


  5、刚柔互用亦是自立之道。曾国藩曾这样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曾国藩认为,“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但人不能只有“骨架”,还要有“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退步宽平,清淡衡久。人的一生中,要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要经历很多的无奈和挫折,这时既要有舍我其谁,迎难而上的豪气,也要有“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要刚柔互用,审时度势,把握好度。片面地依靠“刚”或“柔”,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待何?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适当地退让一下,有何不可?所以说,为人处事,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三、曾国藩其神


  曾国藩的影响如此之深远,在于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曾国藩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从湖南山村的一个穷秀才跻身于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直至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无人能出其右。他取得的成功,在于他拥有一套为人处世的绝学,这使得他能从常人之中脱颖而出,并成就其丰功伟业。这些绝学是他历经官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对人生成败得失的一种深刻总结。他的精神核心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体现了他对变化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了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一个人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这种精神,对于今天那些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我认为他精神核心的启示有四:


  一是稳慎之道。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世上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在现在的官场,凡事也要力求稳妥,谨言慎行,戒骄戒傲,时时刻刻小心行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工作和事业才能突飞猛进,才能成就大器。


  二是磨砺之功。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人如果不通过不断的磨砺来提升和完善自身,就会让自己私欲、情欲变得膨胀,从而让自己的意志变得软弱,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得以浪费,而妨碍自己事业的成功。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除了不断磨砺自己、不断调试自己以外别无他途。这需要做到自强不息、坚忍不拔、身必兼治、培养浩然之气。


  三是圆融之术。曾国藩认为: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处世也必须刚柔并用,以圆融为做人的基本原则。圆融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它告诉我们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留有余地,把握好事物的度,灵活处理意外情况,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梁启超对世人说:“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毛泽东对友人黎锦熙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但是,近世国人中也有斥曾文正为元凶、伪君子、汉之不肖子孙的,到后来,汉奸、卖国贼、刽子手,又似乎成了判定的铁案。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一个人的盖棺论定,其反差如此之大,大概找不出第二个。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引发人们的无限探索兴趣。那么,就让我们一道推开锈迹斑斑的历史铁门,走进一百五十年前那段血雨腥风的时空隧道吧!


  一、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中国清朝时期的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中兴名臣”之一,也是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


  曾国藩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6岁时入塾读书,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取秀才,28岁中进士,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后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界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他熟读中国历史,对清代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当时之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二、曾国藩其事


  1、为官不能凭一己之好恶。曾国藩一贯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官者,一定要根据情理处理事情,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处理事情,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他是遵循这一原则的。金陵,乃六朝金粉之都,不仅是旅游的胜地,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人瞩目。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比较保守,对秦淮河的画舫尤其看不顺眼,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征求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意见。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谨慎保守的曾国藩是主张严禁的,谁知曾国藩却说:“叛乱初平,国家处在太平之时,游船画舫不应该再禁了。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游乐场所,重建一个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大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繁荣,整个金陵出现了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曾国藩是一个封建官吏,但能与时俱进,从大局出发看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真正强调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体现了一个官员应有的素质,也与现在提倡的公务员为人民服务,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思路是一致的。


  2、时时牢记“谨慎”二字。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多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不断总结,终成大器。战场上需要谨慎,官场上更需要谨慎。曾国藩对“慎”有着深刻的理解,并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说:“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作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人生因谨慎而安然,为官因谨慎而少祸。综观曾国藩的一生,在其行为处世的各个方面都有谨慎的影子,为人谨慎可以说是他性格特点方面的概括。“慎”的特点给曾国藩带来了官运,也给他带来了好名声。他的这一为人处世的原则,对我们今人也很有启发。为官者,处处要小心谨慎,否则会阻碍前进的脚步。做到谨慎,并不是干什么事都裹足不前,而在于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一身正气,把准行为取向,多些防微杜渐,切勿得意忘形。


  3、祸从口出,言多必失。30岁以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的优点是他能够反醒、检点自身,多言的毛病最终改掉了。他后来说:“常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在曾国藩写给两位弟弟的信中,他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凡中心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


  “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教训古往今来可谓屡见不鲜,如今更加信奉“沉默是金”,这虽然有时有逃脱责任、装傻充愣之嫌,但确是此行中为人处事之真谛,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要经常保守秘密的职业中,对谨言慎行的要求就更严了。如果像曾国藩早年那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恐怕轻则一事无成,重则饭碗丢矣。多言的人通常无法控制自己的嘴巴,将自己知道的或想要说的事情都说出来,结果,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破坏了本可维持的人际关系。再者,多言的人,在对问题还没有彻底弄明白前,已经开口说话,思维的不严密必然导致陈述中的错误,小则被人反驳,重则闯下大祸。


  4、慎独可戒虚妄。王闿运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在于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为人慷概激昂,向以霸才自居。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他看中了曾国藩。他在1855年劝曾国藩自立不成,1860年再入曾府,仍劝曾“彼可取而代之”。但曾国藩不为所动,以食指蘸杯茶汁,在几上写了个“妄”字。后王闿运看到曾国藩写的一副对子:“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王闿运感慨道:“涤丈襟怀,今日之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并自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他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曾国藩之所以能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


  慎独”是我国古代儒家创造出来的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自我修身方法,指的是人们在个人独自居处的时候,也能自觉地严于律己,谨慎地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时刻刻伴随主体之身。“慎独”作为自我修身方法,不仅在古代的道德实践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对为官从政之人,能做到“慎独”者,善莫大焉。


  5、刚柔互用亦是自立之道。曾国藩曾这样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曾国藩认为,“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否则生命则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但人不能只有“骨架”,还要有“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柔”就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


  退步宽平,清淡衡久。人的一生中,要面临很多的机遇和挑战,要经历很多的无奈和挫折,这时既要有舍我其谁,迎难而上的豪气,也要有“打脱牙,和血吞”的坚忍,要刚柔互用,审时度势,把握好度。片面地依靠“刚”或“柔”,都将导致失败。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天下兴亡的大义面前,不争待何?在人生难行的地段,在名利场中,适当地退让一下,有何不可?所以说,为人处事,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自立自强。


  三、曾国藩其神


  曾国藩的影响如此之深远,在于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曾国藩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从湖南山村的一个穷秀才跻身于近代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之一,直至成为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无人能出其右。他取得的成功,在于他拥有一套为人处世的绝学,这使得他能从常人之中脱颖而出,并成就其丰功伟业。这些绝学是他历经官场磨难之后精心提炼出来的,是他对人生成败得失的一种深刻总结。他的精神核心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应用,体现了他对变化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深刻感悟,不但指出了一个人为人处世的应该遵循的原则,也指明了一个人达到内圣外王的道路。这种精神,对于今天那些建功立业的人来说,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我认为他精神核心的启示有四:


  一是稳慎之道。曾国藩认为,为人处世须“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世上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在现在的官场,凡事也要力求稳妥,谨言慎行,戒骄戒傲,时时刻刻小心行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工作和事业才能突飞猛进,才能成就大器。


  二是磨砺之功。曾国藩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人如果不通过不断的磨砺来提升和完善自身,就会让自己私欲、情欲变得膨胀,从而让自己的意志变得软弱,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得以浪费,而妨碍自己事业的成功。人要成就一番事业,除了不断磨砺自己、不断调试自己以外别无他途。这需要做到自强不息、坚忍不拔、身必兼治、培养浩然之气。


  三是圆融之术。曾国藩认为: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因此,处世也必须刚柔并用,以圆融为做人的基本原则。圆融是一种做人的智慧,它告诉我们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凡事留有余地,把握好事物的度,灵活处理意外情况,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游刃有余。


  四是牵手之智。曾国藩这样理解朋友的含义:人生在世,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一个人,特别是身处官场中的人,越善于注重与人“牵手”,个人的人际关系越好,人脉资源越丰富,就意味着做事情所得到的机会和资源就会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做到这一点关不容易,在广交朋友的同时还要选择朋友,学会借梯登高,宽和得众,不占人半点便宜。


  五是用人之律。曾国藩说,天下人才“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众人拾柴火焰高,曾国藩手下人才辈出,这为他成就丰功伟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些都离不开曾国藩的用人之律。他在求才、选才、育才、用才、驭才方面有一套独特的方法,这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在进行管理时学习和借鉴。


  六是进退之智。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以识为主。在人生的进退问题,尤其是如此。人生是一个不断进退的过程,如果在该进的时候不前进,在该退的不回收,就会让自己遭致失败。曾国藩把握了进退的智慧,该进则进,该退则退,这不但成就了他的成功人生,也使他成为一代中兴名臣。纵观落马的高官,大都没真正理解进退的真谛,一贯放纵自己的欲望,最终身陷囹圄,下场悲惨。


  领会曾国藩的核心精神,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要锐气藏于胸。一个社会人,一定要有锐气,没有锐气就等于没有生命力。但用好锐气要有智慧,也就是懂得“藏”,要将锐气和锋芒藏在胸中。如果将锋芒放在外面,咄咄逼人,不仅伤人,更易伤己;二要和气浮于脸。和气能使人更容易接纳自己,为自己打开更大的空间;三要才气现于事。才气不是挂在嘴上的,而是体现在做事当中。只有做好事,做成事,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四要义气示于人。要愿意为别人服务,敢于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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