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管理战略思想

　　葛亮之名，在中国历史上如雷贯耳，妇孺皆知。他既是一个国师级的咨询家，又是一个出将入相的实践者。在历史上，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名垂千古，以治蜀业绩闻名遐迩，以智慧和人格赢得了来自对手的尊敬，又以其为人处事得到了大众的称誉。

　　隆中对”的战略思想

　　三国的管理思想，首先值得总结的是战略。魏蜀吴三方，在战略思想上各有独到之处。作为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第二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纵横捭阖的你争我夺，翻云覆雨的联盟拆解，变化莫测的战略重组，战乱蹂躏下的民生困顿，似乎进入了历史的轮回。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两汉帝国的参照系和汉代社会形成的独特背景，使三国的战略不同于先秦而有了质的提升。如果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会思想的根基，那么，汉晋之间的群雄纷争，则孕育了战略思想的空前进展。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构思和设计，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国的模式和框架。《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名气，与三国时期的谋略思想发达紧密相关。满族兴起创建后金政权时，远离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国演义》作为治国打仗的教材，竟然屡获奇效。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云云，正是民间口碑对它们的定位。今天，由小说回归史实，考察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或许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探讨三国战略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挖掘三国战略的文化积淀及其在国人竞争行为中的观念濡染，推究本土战略思想的历史渊源，则可能更有意义。

　　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体现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对”战略构思上。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隆中对”的方式为刘备描述出一个战略远景。这一古文名篇，许多人能够倒背如流。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中，“隆中对”具有典范价值。

　　诸葛亮为刘备描绘的战略使命，是顺着刘备“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兴复汉室旗号，寄托重建统一王朝的理想；能够看得见的愿景，是“跨有荆益”造成鼎立之势；攻守策略，是利用刘表的见识浅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州，占据“用武之国”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后盾，呼应四战之地的荆州；面对北方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待机而起，以宛洛为主攻方向，以秦川为侧翼呼应，进取天下。这一设想如果完全实现，确实可以做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所以，这一构思打动了刘备。

　　任何战略，都离不开对自身实力和所处情境的分析论证。现在战略研究中的SWOT法以及各种模型，不外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而已。“隆中对”在事实论证上，对大局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曹操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而不可主动对抗，东吴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只能结盟，只有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益州由于刘表刘璋的短见和失策能够为刘备提供可乘之机，这一分析正是“隆中对”能够成立的关键。即便当代人用SWOT法来套，多数也超不过诸葛亮的水平，这正是“隆中对”的过人之处。但是也要看到，在战略分析层面，“隆中对”在实力和使命的关系上打了马虎眼，埋下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伏笔。而“隆中对”的缺陷，恰恰彰显了诸葛亮的伟大。唐人尚驰称：“曹氏挟王室之威重，孙氏藉父兄之馀业，刘氏独不阶尺土，开国于亡命行旅之间，天赞一武侯，即鼎足之势均也。”（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

　　战略设计需要明确组织使命，根据组织使命制定目标，进行定位，选择策略。“隆中对”的组织使命，是“兴复汉室”。这一使命的提出，寄托着当时相当一批士大夫的心愿情结，尤其是符合刘备的汉室后裔身份，是刘备不可能放弃的号召力所在。特别是在刘备颠沛流离、东走西窜之中，这几乎是他唯一能够用来扩大影响力的正当性源头，而且能大大增强其人格感召力。所以，这一使命是刘备不可能放弃或者改变的。诸葛亮也没有对此进行透彻的说明。而这一点正是“隆中对”的致命之处。因为对汉室是否可以兴复的论证一旦展开，“隆中对”就有可能出现破绽，甚至对不下去。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情境和刘备的“帝室之胄”身份，不允许诸葛亮讨论汉室是否可以复兴这一问题。所以，诸葛亮回避了汉室是否气数已尽的论证，这是一种限于情境的无奈，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即便天下三分鼎立成为了事实，基于“兴复汉室”使命的联吴抗曹，与基于各方实力计算的联吴抗曹，是有很大区别的。“隆中对”显然基于前者（起码在旗帜上基于前者）。后世为“隆中对”辩护时，往往既要彰扬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努力和忠诚，又要称道诸葛亮的特长是法家治国且精于利害计算。但是，这种辩护，又会在不经意间彰显出两个诸葛亮：一个是忠于汉室的，一个是算计利害的，道义的和功利的两种形象之冲突不可避免。

　　后人对“隆中对”赞誉极高有其道理。从战略角度看，“隆中对”作为古代本土版本的SWOT法（起码在SWOT的四个方面中展开了机遇和威胁两个方面，自身优势和劣势的分析则不可明说，包含在不言与默契之中），在情境分析上入情入理，在宏观把握上举重若轻。不过，在诸葛亮之前，就有人提出过类似的战略可以作为参照，这就是鲁肃在建安五年初见孙权时所献的对策。鲁肃已经清楚地看到曹操的实力，建议孙权“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三国志·鲁肃传》）。鲁肃所说的鼎足，是以曹操占据的北方为一方，孙权盘踞的江东为一方，刘表刘焉分领的荆州益州为又一方。在一定意义上，鲁肃与诸葛亮所见不谋而合。所不同处，在于两人的对象不同，所以对“鼎足”的设想有区别。应该说，鲁肃的“江东对”设想更实际。因为鲁肃辅佐孙权之时，东吴的实力是现成的；而诸葛亮提出“隆中对”之时，刘备是兵败后逃到新野，寄居樊城，还没有实力立即取代刘表。所以，鲁肃的“鼎足”，其三支力量是现实存在的；而诸葛亮的“鼎足”为两实一虚，刘备的一支尚属蓝图。更重要的是，鲁肃在诸葛亮之前，就看到了“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要比诸葛亮现实得多。正因为鲁肃和周瑜在东汉帝室尚存的情况下清醒认识到汉室衰亡不可挽回，所以晋人习凿齿痛骂二人为小人。然而，这一认识把“江东对”的使命定位在建立孙权自己的帝业，与“隆中对”的复汉使命完全不同。有人以为，刘备和诸葛亮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可以更具有道义上的号召力。但从战略分析和战略设计的角度看，缺乏现实条件的道义口号，往往是战略实施的陷阱。也许，正是由于刘备缺乏实力，蜀汉君臣才会坚持“兴复汉室”不松口。

　　如果再进一步比较“江东对”和“隆中对”，就可发现，鲁肃之对策，是借北方混战之际，东吴进伐黄祖，取得西进据点，进逼荆州刘表，占据长江中游，再图向益州扩展。一旦“竟长江所极”，就可变鼎足之势为南北对峙，此时，按照鲁肃的设想，既然汉室不可复兴，就应该堂堂正正与曹操争夺。“建帝号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尽管孙权表面上不敢如此“大逆不道”，假惺惺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但此后的行动和表现证明，他是全盘接受鲁肃建议的。而诸葛亮之对策，要比鲁肃晚出，荆州已经由于刘表的两个儿子之争给刘备造成了可乘之机，但这个机遇能否成为现实尚有太多变数，至于益州，距离现实更远。所以，“隆中对”的核心是要创造出“鼎足”中刘备之一足。可以说，“江东对”是立足东吴自身的战略分析，用SWOT法比照更为恰当，而“隆中对”是围绕汉室兴复的战略创意。假如后来不是由于偶然因素促成了张松与法正向刘备献蜀，“隆中对”的实现难度极大。

　　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仅仅从战略设计角度而言，鲁肃的“江东对”，要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更具有可行性。那么，为什么“隆中对”在历史上更为出名，而“江东对”除了专业历史工作者很少有人知晓，显然不是由于这一战略更为成功，而是其他原因造成的。